如何用金融外交提升中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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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头10年，名副其实的“中国世纪”，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国商品畅行无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更加依赖中国。

　　近5年来，美国依靠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零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刺激股市以及实体经济的韧性，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保持了头号金融大国的地位。欧元区饱受数次债务危机的打击，且内部各国危机程度深浅不一，仍然依靠量化宽松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日本因较低的债务率和复杂的金融产品较少，免受危机的首波冲击，并实施了极具扩张性的安倍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地位没有下降。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国家经济依靠中国需求，上了一个台阶，但后劲乏力，基本在走下坡路。

　　金融危机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中国以全球经济的拯救者面貌出现，支撑了全球的资源价格、奢侈品市场甚至全球的金融稳定，但现在正面临经济持续减速的巨大压力。

　　总之，当今世界，随着全球能源资源格局、贸易投资格局、产业结构格局的变迁，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拾经济金融压倒性优势，新兴经济体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明显增多。

　　金融力量早已成为大国外交中一种更加有效的武器。美国是世界经济金融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主导性国家，拥有全球最深厚的资本市场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

　　过去，中国只是世界金融舞台边缘的沉默者，今天，中国已经立在世界金融舞台的中央。近年，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互换协定、自贸区、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外交战略和举措不断推进。但总的来说，中国在金融外交领域仍是新手。

   充分珍惜强金融实力的机会窗口

　　近年来中国金融实力显著增强。例如，2015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日本；又如，按市值计算，四大国有银行的全球排名都能进入前10；再如，以市值规模计，2015年中国A股市场市值52.13万亿元，已是日本的1.54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5.41万亿元，全球最大。

　　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也有了显著提升，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由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5年12月1日，IMF批准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2016年1月27日，IMF份额改革正式生效，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些实力使得中国已有条件利用金融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运用金融外交提升大国地位的时机趋向成熟。

　　同时，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程度和深度不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尚未成型；金融机构产权多元化程度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等方面均处于初期阶段。

　　由于人口老龄化、利率市场化和投资理财工具多样化，廉价储蓄时代行将结束，银行今后的筹资能力将更多地取决于它的定价承受能力和负债创新能力；银行业的盈利增长和资产增长，都在较快减速。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会使外汇储备资产不再大规模增长。也即，中国超强的金融实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另一方面，大量的国家利益需要金融来维护。中国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达1000亿美元以上，中国金融业已在海外设立了上千家分支机构，海外贷款余额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在海外已有巨大的金融利益，迫切需要积极推动金融外交，从游戏规则的接受者向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转变，保护本国利益。2015年11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拒绝其要求透露中国境内客户信息的不合理要求，被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家法庭裁定为藐视法庭，并称要进行巨额罚款。

　　中国必须充分珍惜强金融实力的机会窗口，善于运用，以金融实力提升中国大国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发力

　　“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即实打实地对外投钱，借以达到金融本身的目的（维护中国金融利益）以及非金融的目的（维护中国整体国家利益）。购买美债，是典型的“重资产”型金融外交。2015年中国持有的美债余额尚有1.25万亿美元。增持或出售美债，会对美元汇率和美债价格进而对美国财政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购买美债，集中在单一资产，中国承担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政治风险也大。

　　近年，这种“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工具正在多元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承担紧急救助使命的国际性组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大型跨国银行自身不保，中国金融实力趁势崛起。通过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对外贷款和投资、发起成立多边合作开发机构等一系列方法和举措，崭露头角。

　　比如，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设，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金融保障，也是中国金融外交从“无为”走向“有为”的重要标志。

   拓展金融外交新空间

　　“重资产”型金融外交，耗资巨大；同时，风险巨大。国家不会破产，但国家可以赖账。以美国对拉美全面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控制的巨大影响力，尚不能约束拉美政府（发生在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现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内银行的境外贷款更要谨慎管理。2015年以来，随着全球资源价格的急剧走低，中国的巨额海外贷款的风险已在暴露。

　　“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对外交的作用也不能持续，一旦资金耗完，或者当地政府政权更迭，就停下来了。中国要重点拓展“轻资产”型金融外交。更高层次的金融外交工具，在于货币国际化、金融监管国际规则制定权、独立的跨境资金清结算体系、跨越国界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等。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受益于美、欧、日等国际货币的持续贬值压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也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寄希望于朝夕，需要有政策耐心。

　　首先，有的放矢地开放资本市场。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非时点概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正式对外宣布其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开放的顺序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不同项目开放程度的深化问题。

　　当前，国内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性工具所占比重较低，股票和债券市场缺乏足够深度来容纳国际资金进出；理财投资产品刚性兑付仍占主流，金融风险文化不健全，国内投资者仍缺乏正确的风险观；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也处在相对初级阶段，风险对冲工具严重匮乏。

　　此外，国内金融体系国际化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金融机构刚开始走出国门，国际化经验和进展不足；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也缺乏国际性企业的参与，国际投资者认可度不高。上述种种，使得国内金融市场深化改革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此之前，并不适宜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可兑换。

　　其次，协调发展在岸、离岸两个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国内市场在人民币利率、汇率及大宗商品等相关衍生金融产品建设上，还可适当加快步伐，要在体量上远超离岸市场，牢牢把控定价权。同时，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仍有待丰富，可以以自贸区为基础积极试点，不断丰富境外人民币资产回流渠道，为离岸市场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提供支持。

　　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要成为美元一样的霸权货币，实际上也缺乏成为霸权货币的历史机遇。人民币国际化要追求的目标首先是成为亚洲的区域性货币，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在此之后，中国可推动相关友好国家增持人民币资产，依托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平台，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对外援助、基础设施投资和多边合作中的作用，同时，择机推动IMF份额改革，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份额，并推动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等。

   参与制定金融监管国际规则

　　中国在参与制定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方面已小有成效，体现在WTO谈判、“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之中。

　　巴塞尔协议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银行业通行规则，这个协议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可以说是美国金融外交的典型案例。巴塞尔协议Ⅲ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于当年的G20峰会上获得批准实施。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受到重创，难以满足巴塞尔协议相关指标要求，使得美国对巴塞尔协议的态度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12年11月，美联储同意无限期推迟巴塞尔协议Ⅲ实施。2013年5月，伯南克表示，巴塞尔协议Ⅲ不足以解决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

　　金融业的国际规则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体现了各国基于本国利益考虑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最终是各国博弈的暂时结果。

　　德国的一个例子可以作为参考：在修改巴塞尔协议时，德国利用自身的影响，成功说服了委员会对住房抵押贷款给予50%的风险权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需要大量投资，由于中国直接融资市场还不发达，企业投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企业高负债率必然与银行高杠杆率对应。设定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银行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就削弱了。必须制定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Ⅲ。

  助推互联网金融跨国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指依托于社交网络、手机App等互联网工具，实现支付、投资和资金融通的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中国企业具有在海外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根据标准普尔Capital IQ的数据，截至2014年，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六家，中国占四家。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中国仅略落后于美国，超过了欧洲和日本。阿里、苏宁等有实力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是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基础。

　　中国电子商务（包括互联网金融）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而这一发展过程现在成为了一种优势：前些年，正是因为中国原有的商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够完善，诚信体制相对而言也不够完善，中国互联网企业才不得不摸索并逐渐建立起一个“网上的信用体系”（支付宝、易付宝式的第三方暂管资金、客户网上评价、如何与物流企业合作等），用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并客观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快速发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商业体系、信用体系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按传统方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善这些体系，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为其提供了最可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商业领域原来的劣势（与美国相比），在互联网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种在海外发展的优势。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开拓海外金融市场。传统银行担当资金“第三方的存管”，互联网企业负责业务拓展和技术维护。在海外发展互联网金融时，尽可能使海外业务与国内业务使用同一平台，或技术端口易于对接。这样长期将有利于各国与中国在金融乃至贸易领域的交流。

  国家做好顶层设计

　　各国政府对国外金融机构“走进来”都颇有戒心，往往会设置苛刻的条件。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快速崛起的大国，容易成为“重点关照”的对象，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减少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障碍。

　　一方面，要让国际社会了解并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尊重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力图避免给其他大国造成“闯进瓷器店的大象”的印象。另一方面，也要呼吁并推动一些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改革，使之反映现实情况和实力的变化，使这些必然会逐步发生的新变化在宏观上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在微观上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获得参与优质项目的平等机会。

  保护合法利益

　　当前，金融机构“走出去”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以跨国银行被罚款为例，近几年，此类事件日益增多。2009年，美国政府掀起查税风暴，瑞士银行被罚款7.8亿美元，并交出了所有美国人的秘密账户记录。2010年3月，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生效，规定外国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必须将美国公民账户信息交给美国税务机构，否则将被视为不与美国政府合作。若“不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有收入所得，美国将对其在美收入课以30%的惩罚性税收。

　　英国、欧盟也纷纷加大金融罚款力度。此外，反洗钱已成为西方国家金融当局掌握的最令跨国银行捉摸不透的惩罚理由。

　　面对繁杂的海外发展环境、多变的政策法律环境以及适用性不一的各类规则的不断产生，金融机构做到100%不“犯错”是很难的，何况有时候是当地政府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有意为之。当前，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引起当地政府的充分注意，随着“走出去”程度的加深，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此类风险将逐步增多。中国政府应有所作为，充分利用多种政治外交手段，如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等，切实保障中国海外金融机构的合法利益，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风险。

   协调对外资本输出的主体行动

　　在对外投资时，让国有机构之间保持适当的良性竞争，对国家而言，由于有多渠道的信息和各种结果之间的比较，将更容易了解实际情况和做出战略决策。为防止恶性竞争，也要事先做好制度建设，明确可为与不可为之事。

　　中国对外投资的国有主体较多，有开行、口行、五大行、丝路基金等，机制上要保证有分工、有协作，也有适当的竞争，尽量规避对优质海外标的竞相抬价行为的出现，也要对扎堆进驻某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现象进行规范。

　　鉴于国有身份时常成为跨境投资的阻碍因素，尤其是在能源、资源等敏感性领域，国有主体“走出去”，应适当淡化国有身份，应突出行业性、专业性和生产性等业务能力，条件允许时，最好低调进行。

  松绑企业“走出去”制度

　　国家不仅要支持中国的央企、地方国企以及当地政府及国企，更要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当地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新兴企业（如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代表着新兴力量，影响力巨大。可积极推动各类民间投资主体投资对国家整体利益有利、于投资者也有利可图的项目。在一些敏感领域，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易成功。同时，国企“走出去”集中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新兴主体“走出去”亦可大大丰富“走出去”产业结构，如对国外处于孵化期的高技术公司的投资，由新兴主体进行更为合适。